“福成”楼：历史的缩影

李祥德的四位儿辈习甫、济川、晖星、翔云，不孚祖望，齐心合力，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经营柴炭小本生意，逐渐积累资金，继而拓展经营粮油，兼营南北货运。随之，创办“新福成”商号，在陆上，开设花生榨油坊；又根据东山的地理条件，走向大海，购置运输船专营粮油和货运，穿行于汕头、厦门一带。由于笃守信誉，经营有方，弟兄同心协力又分工明确，各负其责，逐渐生意兴隆。“新福成”迅速发展，一二十年间，曾拥有福东茂、福源、福源昌、永建等商行，购置胜发、福海、福兴、东陵、青州、福星、广陵、广平、有福等货轮。至此，“福成”成为当之无愧的东山海运富商、显赫望族。

福成行与本城高正扬、黄献珍、孙有全等卓著的东山航运实业家一样，相继在东山的航海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。

1930年代初，福成家在铜陵顶街铜山古城西门近处，建了一座钢筋水泥和土木混合结构的新楼房。几十年中，李家始终坚守大家族合居，人口曾经繁衍到60多人。他们遵从“福德思绵长，宁静而致远”的优秀家风，致富不忘传承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传统。李习甫先生顺理成章被先后推拥为“东安善堂”堂长、理事长、名誉堂长等职，深受乡人拥戴、赞誉。

李济川先生排行老二，在家族中分工常驻汕头。他勤奋好学、兢兢业业做好货物和船只的调度工作，福成的事业发展颇为顺利。

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在动荡乱世的民国初年，福成大家族的厄运接踵而至。李祥德的四儿李翔云早于1910年18岁时因搭乘驳船落海而殁。1932年一场瘟疫，五天内夺去了李祥德两位儿媳的性命，1933年祥德公逝世，1934年，三儿李晖星操劳过度罹疾而逝，年仅44岁。一时间乌云笼罩着这座新建的福成楼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1937年日寇开始不断狂轰滥炸东山，福成楼前后均遭炸毁，海上被封锁，海运经营不下去了。1939年农历7月15日，又一颗罪恶的日寇炸弹正炸中福成楼的屋顶，把大楼屋顶炸开一个大洞。三房媳妇姚玉花受到惊吓，惊恐万分，寝食不安，两天后就去世了。

此后，福成楼虽经奋力修复，1949年却被败退南下的国民党58师占据为师部。也就是在这座楼，58师师长洪伟达在逃往台湾前夕，发布了在全县抓壮丁的命令，抓走全县4000多名壮丁，使铜钵村成了“寡妇村”，制造了一出出妻离子散的旷古悲剧。

就在洪伟达逃离东山前夕，中共派谈判代表蔡维民从云霄秘密来到东山同国民党军队接触，在“哲记南北京果店”进行和平解放的谈判，蔡维民曾经到福成楼洪伟达师部搜集情报。

东山解放后，经历了磨难的福成家有过短暂的安定。正欲逐步休养生息，恢复元气，1951年初，“有福”轮从汕头运货至厦门，途径浯屿海面，浓雾弥漫，未能前行，暂泊浯屿港，突然遭到金门国民党军舰截袭，人、船，连同货物全都被国民党军队劫持，损失极其惨重。一夜之间，福成望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。

于是，福成大家族只好分崩离析，各奔西东，自谋生路。福成楼变卖给了解放初刚刚建立的人民银行东山支行，后银行机构分拆，成了工商银行的营业场所。1970年代，因业务发展和门店扩大，工商银行搬出“福成”楼至今。

这座楼房虽经过福成家族、工商银行多次维修，终因年久破旧，成为危房。

日前，为了追寻福成楼作为往日历史缩影的痕迹，笔者相约几位同仁，在社区书记林惠儿的带领下走进破旧的福成楼，眼前一派落寞萧疏的景象。楼房有前后两进，中间隔着足有五六十平方米的天井。所谓危房，其实只是前一进的三层楼屋顶塌陷，二层的楼板摇摇欲塌，这就是挨日寇轰炸后屋顶、墙体、地基都受到严重破坏而根基不牢的见证。而后一进两层楼的屋墙、过道、楼梯、厢房、窗台则基本还算坚固，只是部分水洗墙体表面已经斑驳不堪。那前后两间厅堂、十几间厢房和厨房，仿佛让人回忆起当年福成大家庭的聚居盛况。

一两个月前，电影《县委书记谷文昌》摄制组选择福城楼作为拍摄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驻扎地，以及解放初期中共东山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处所。门前国民党兵操练、从这里出发去抓壮丁、从二楼阳台散发传单等镜头，还原了那一段的历史事件，让围观的乡人找回了记忆，勾起了乡愁。